以中国婚姻法与印度婚姻法为例，如果借由混合比较标准，在婚姻的概念、基本原则等方面确实还可展开比较，但有关婚姻法的法律渊源、调整对象等，则较难展开形式/结构层面的比较。
因此，对于诸如英雄烈士精神这样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必须依法予以保护，通过法律褒扬、纪念英雄烈士，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法治保障的题中之义。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处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
地方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的中华文化遗产意义体系之中加以理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从促进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入中华文化的整体和编码体系，挖掘其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形成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与文化意涵，并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视野中理解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如果说对口支援、民族教育异地办学等政策，属于宏观层面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公共空间整合[10]，那么，各族公民在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各类文化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的共学共乐，则是从微观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空间整合。[4] 就目前而言，学界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保障的讨论，还停留在比较宏观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不能适应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紧迫现实需求。具体到文化法治，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则可从法治方面，对中华文化传承保护、增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树立和突出中华民族符号和中华文化形象、确保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给予坚实的法治保障。
在时下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各地区各民族跨区域流动越来越普遍，就需要根据现实制度建设的整体需求和紧迫程度，朝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方向进行适时调整。同时，共同体成员经由特定的共同体文化符号和形象共享，也有利于共同体成员之间进一步增进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情感依存。这就使得当前的社会组织背后都有着深刻的国家身影，不仅仅是国家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社会组织本身也倾向于采用国家的科层模式来运作。
⑦参见于浩：《当代中国立法中的国家主义立场》，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77页。改革过程的时间跨度越小、时间越短，单位时间内分担的改革成本也就越高，如果在社会成员缺乏沟通与论辩的前提下，贸然对社会成员的利益作出强制，法治变革失败的可能性恐怕就非常大了。(64) (一)政治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底色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呈现出一种极强的语境论——从中国国情和现实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后，治理便成为一个政治热词，而有关治理的研究则成为显学。
(8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价值立场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另一种工具主义或曰技术主义的风险：法治的外部功能逐一实现，而内部功能不断衰减。后者则是强调国家作为主体的功能意蕴，在实践中并不排斥社会与个人的协同参与。
例如，近代初期日本的明治维新，20世纪中后期的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国家治理模式变革和重大制度变迁都沿循这一基本路数。(71)参见尤陈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与基础性国家能力建设》，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85页。(35)[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者序言第4页。同时，国家的科层组织架构，可以吸纳大量的资源服务于法治建设。
(50)从具体的法治实践层面而言，以法治评估为例，国家建构主义法治下的法治评估，是一场在转型现代化的特殊场域下，国家自上而下予以刚性推进、发动、宣传、组织整个科层体系以及全社会广泛参与到法治建设并倾向于以数字指标对其成效进行检验的法治实践。(72)这里的权力机构事实上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44)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建立的新中国，拥有着9500多万党员，他们集中了当代中国优秀分子的绝大部分，通过庞大且精细的组织架构(党政机关)，他们分布在从中央到最基层的各个地方，治理这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59)除此之外，还必须将法治与社会治理进行创造性结合，具体包括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社会治理等，(60)最终确保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虽然，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两账本方式还带有着一些人治的色彩和政治任务的味道，但是它在客观上起到了督促下级政府快速形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心理强制作用。(27)至多只是一个囊括性的概念，替代‘管理或‘政治过程等术语，而未对其加以改进。
(76)如同法国的那句谚语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一样，对法治的基本认识和法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亦应当独立自主。(49)参见陈毅：《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研究——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为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但务实地讲，中国实行法治，最缺少的就是时间，所以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以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推动法律的实施。(二)打破时空限制，实现法治超越 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一定存在着一个时间的维度。(36)而国家在政治学领域的重要性折射在法学领域，尤其是聚焦于法治这一具体论题上，则是扩充了法治的价值内涵，(37)即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目的论。另参见徐媛媛：《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国家角色》，载《人大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135页。(29)所谓三者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就是统一于中国政治逻辑和政治语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要在崇法信法守法上先锋垂范。
既强调改革步骤的加快，又适当地分步推进改革，分解改革，以减轻单位时间中的改革成本。(20)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为根本任务，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
概括地讲，一个地区所取得的法治成效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党和政府对法治工作的重视程度如何，其关键则在于各相关职能部门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正确到位以及方式是否合适恰当。(41)参见李少文：《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工程学》，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3期，第148页。
第三，力图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司法的优越性。(15)参见陈明明：《中国政府原理的集权之维：历史与现代化》，载《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1期，第6页。
诚如陈明明所言：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引导，社会现代化的成果就无法积累和发展。(28)国家治理现代化被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确定和阐发的重要改革内容。(11)关于价值论国家主义和方法论国家主义，详参见丁轶：《国家主义的两重维度》，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期，第77-88页。自由主义在主张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强调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需要有效的现代国家，强调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与保障一定程度社会正义中的积极作用，强调国家在保护民族利益中的作用。
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18)因为，任何政权都必须找到与其统治相适应的、持之有据的合法性辩护，并逐步设计、演化出维护其权威的制度安排。
⑧还有学者则认为，诸如秋菊李雪莲等涉法悲剧的产生，其根源就在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过度地卷入了国家主义逻辑，⑨而这种国家主义逻辑下的法治建设策略则陷入困顿，例如，法治理念政治化导致法治共识缺位，法律实践工具化加剧社会行为失范，制度认同乏力诱发合法性危机，司法公信式微催生丛林秩序等，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忧虑。治理在原初的意义上，更加接近于没有政府的治理或多中心的治理，此种将统治与治理割裂开来，从而否定权威(去中心化)的认识，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以及现代工业民主国家经历市场、政府双重失灵的现实困顿基础上。
也就是说，法治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不厉行法治则根本谈不上是现代性国家。(29)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4页。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的一五二五计划到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法治建设层面关于立法、司法、执法和普法的各项年度计划层出不穷，清晰地表现出我国法治发展的建构主义性质。(58)法治所具有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等特征，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和谐具有长效性和根本性作用。这种国家全能主义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全面垄断，不断汲取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使得社会陷入普遍困顿。⑨参见陈洪杰：《法律国家主义的困境——一个关于秋菊/李雪莲的知识隐喻》，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47页。
(45)参见[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237页。(78)在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也告诫全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48)监察和巡视制度作为权力监督的中国模式，也必须实现法治化。(16)换句话说，谁能够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为深重的民族危机，帮助中华民族取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谁就当然地获得合法性地位。
另参见马长山：《从国家构建到共建共享的法治转向——基于社会组织与法治建设之间关系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24-43页。然而，不同于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封建主义分权基因，中国的郡县制产生的是大一统下的集权基因。
